6月里，又一批大学生毕业了。看到那些大学生网友回顾大学生活的纯情文章，我也回思起我的大学时代，但我想的最多的，不是毕业，也不是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甚至也不是入学，而是高考前对专业的选择，因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入学后，听说有的同学在高考时没有报法律系，这与我不同。法律系确实是我的志愿，虽然不是唯一的志愿。
我就读的中学是极端重理轻文的，它看重的只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理工科。高考复习时，学校把选择理科的同学集中起来，办了几个高考复习班。而想考文科的只能在原来的班里照常上课。在中学里一直当干部、从不违反纪律的我不得不造反了。我开始旷课，自己在家复习。我理科的成绩虽然也还行，但我喜欢的是文科，这谁也不能改变。学校后来还是敷衍了事地办起一个文科班，但也就二、三十人。我们有一种被视为乌合之众的感觉。
在填报志愿时，老师和同学认为我喜欢文学，作文不错，又爱写诗，应当学中文。但我自己选择了法学和另外两个学科。当我把我自己的专业选择告诉给曾经对我有些期望的高考语文辅导老师时，这位已经退休的、白发苍苍的、酷似闻一多的老先生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和不解。他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摇头对我说：“中国不就是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法律吗？有什么好学的？”在1978年的时候，情况确实如此。但这种情况恰恰是我选择法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判断，虽然当时中国法律很少，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一定会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学专业一定大有前途。当然这不是我选择法学的唯一原因。我的那种判断带有赌博的性质，当时仅仅是有开始重视法制的征兆而已。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战略上的选择，我认为报考法律系的人一定不多，被录取的可能性大一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对为什么有人会犯罪的问题和破案十分感兴趣。从我的经历中，我体会到，有些人好，有些人坏，而且好是好不了哪去，而坏却可以特别的坏。我不知这是因为什么。我还不明白，在同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在人品上为何会有那么大差异。我从破案、侦探小说中知道，法学有可能给我一些解释。同时我也没有放弃我的文学梦，心想学习法学也许有助于我以后写侦探小说呢。
后来我真的被法律系录取了。一些亲戚知道我上了法律系，感到很奇怪，以为我考得很糟糕。我只听到一个人对我说，法学专业不错，课程有意思。在中学里，虽然考上大学的同学都上了光荣榜，但被学校和老师们引为骄傲的是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理工科的那几个同学。有的老师公开贬低上文科的同学。本来我和学校以及老师们的关系不错，但这次高考经历让我和学校以及老师们的关系生分了。
在大学里，我继续我的爱好，重点关注法律下的人及其行为、心理。我很反感对法律条文和经典语录的注释式讲解。在大学里，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表示我对教学的意见或不满：
我们渴望知道的，
却不让我们知道；
我们只需知道的，
却要让我们记牢；
我们已经知道的，
却要让我们提高；
我们用不着知道的，
却向我们讲个没完没了！
我们的求知欲被扼杀了，
我们的自主权被剥夺了，
我们的记忆力被强奸了，
――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被断送了！
这种牢骚并没有在同学中引起我期待的共鸣。有个同学对我说：“你想怎样？干脆退学算了。”是啊，我能怎样呢。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呀。而且课程里，毕竟有我喜欢的。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经常在专业课上写诗。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在指定范围之外的，观点和指导老师的思想也有所抵牾，好说歹说老师才允许我写。我太随意了了。一直是这样。
大学里的最大收获，是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但多数不是专业的，而是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历史的。
我始终认为我是法律和法学边缘的人。我写的东西，说不清是法学的，还是其他学科的。当然，写侦探小说的想法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但我从不后悔我当初对法学专业的选择。即使让我重新选择，结果也还是那样。
（2003年7月10日首发于思想帝国论坛）
中新网东京
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消息。我关注宫崎勤案件已有10年。1997年，当这个案件一审判决时，国内的《法制日报》以《日本：一恶魔残害幼女被判极刑》为题、《光明日报》以《延迟八年的死刑判决》为题进行了报道。
综合有关报道，宫崎勤案件的始终大致如此：
宫崎勤（宮﨑勤），男，
1989年7月23日，宫崎勤在给一名6岁幼女拍裸照时被该幼女父亲发现报警，随后被捕。警方在他位于埼玉县的家中搜出6000盒恐怖、色情录像带和大量色情漫画。
宫崎勤陆续供认了杀害4名幼女的罪行。他说：“我感到这好像是一场噩梦。我在梦中杀了人，犯了罪。”
1989年8月，东京地方检察厅总务部诊察室委托德井达司医师对宫崎勤进行了“简易精神鉴定”，认定宫崎勤有人格障碍，但排除精神分裂症。
1990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对宫崎勤杀人案进行第一次审理。旁听者有1500多人。辩护律师铃木淳二、岩仓哲二主张宫崎勤是在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下犯罪的，不应负刑事责任。根据辩护律师的请求，1990年12月，东京地方法院委托日本庆应大学的著名精神病理学家保崎秀夫和东京都立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马场礼子等6名专家对宫崎勤犯罪时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
1992年3月，经过4个月的观察分析，专家提出精神鉴定书，得出的结论是宫崎勤虽然有人格障碍、性变态、收集癖等精神障碍，但作案时“有判断事物善恶的能力”。辩护律师以观察时间太短、鉴定不完全为由，坚持要求法院再次对宫崎勤进行鉴定。
1992年11月，东京地方法院又委托日本帝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内沼幸雄、关根义夫和中安信夫3名专家对宫崎勤进行鉴定。
在观察两年之后，
就在几天之前，
1996年12月，东京地方法院再次审理宫崎勤案。辩护律师根据第二次鉴定结论，要求法官将宫崎勤无罪释放或者减刑。
1998年12月，宫崎勤写的书《夢のなか - 連続幼女殺害事件被告の告白》出版。
2001年6月28日，东京高等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2006年1月17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告。裁判长藤田宙靖认为，由于被告在作案当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因此不采纳在一二审中所提出的被告精神状况鉴定报告。
2006年2月，宫崎勤写的书《夢のなか、いまも - 連続幼女殺害事件元被告の告白》出版。
2008年6月17日，宫崎勤被执行死刑，死时45岁。
历经20年的宫崎勤案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除因为它是连环性欲杀人外，还因为其中法庭对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医学鉴定的态度。
宫崎勤无疑是一个精神障碍者，具有人格障碍、性施虐癖、恋童癖、恋物癖，甚至可能有多重人格、精神分裂症。但是，一个人有精神病并不等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日本也采用在医学－法学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并重。认定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只确认他有精神障碍是不够的，还必须确认精神障碍与其危害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他的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如果因为精神障碍的作用而丧失，才能认定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更何况人格障碍、性施虐癖、恋童癖、恋物癖一般不会导致辨认或者控制能力丧失或明显减弱。在宫崎勤中，法院认为宫崎勤在一系列犯罪中表现出完全的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因而判决他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宫崎勤案中，日本的法院并没有像中国某法院拒绝为邱兴华做精神鉴定那样拒绝为宫崎勤做精神鉴定，也没有像中国有些法院那样盲目采信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鉴定结论。判断疑似精神病人的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必须借助精神医学。犯罪人的精神状态应由精神医学专家鉴定。但是，精神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只是一种证据材料，和其他证据材料一样，它必须经过法庭审查，方可作为定案的根据。法院在采信鉴定结论之后，再根据鉴定结论和其他证据以及相关法律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认定。法院应当尊重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所作结论，但对于有无辨认和控制能力应有自己的判断。有无辨认和控制能力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学标准，其认定属于法院的权力范畴。法院不能完全听信精神病学专家的意见，否则就等于由精神病学专家进行审判了。迄今为止，精神医学以及司法精神医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经验性的科学，而且在精神医学中还存在各种流派，因而对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医学鉴定结论就更应当慎重对待。尤其是在几个鉴定结论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法院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在宫崎勤案中，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日本的法院就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宫崎勤的死刑执行，距离他第一次作案的
下一个是谁？如果日本不废除死刑，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的死期已经不远，他就是日本的邪教头目麻原彰晃。
望汶川 调寄满江红
地裂山崩，
遍万里、
震霆狂骤。
最惨是，
岷江上下，
汶川映秀。
断壁颓垣无去路，
凄风苦雨难回首。
泣此时、
生死两茫茫，
天知否？
情相系，
心同受。
形势急，
八方救。
向峥嵘蜀道，
铁军奔走。
分秒必争朝与暮，
顽强不懈前和后。
看神州、
众志已成城，
壮歌奏。
注：最后一句词谱为平平仄，“壮”字不合，却不想拘泥。
]]>我自幼来北京，生活了四十年。这期间，北京本地没有发生过大的地震，但有几次大地震波及到北京。
我体验的第一次地震，是1966年3月的河北省邢台大地震。那是一次群发型地震，最高7.2级。只记得那些日子，晚上经常往外跑，有时是虚惊一场。
1975年2月又发生7.3级的辽宁省海城地震。不记得是否感觉到了。但是从此，在北京，地震又一次成为一个经常性话题。我们班一个女同学，父亲是研究地震的，她经常拿一些地震科普资料给我们看。
1976年7月27日晚上很闷热。因为已经放暑假不用早起，我看了几个小时的小说，好不容易才睡着。夜里突然醒了，感觉身体处于失重状态，心跳得厉害。楼房发出很大的声响，就像许多地方在发生扭曲。似乎还有一种不知是从哪里出来的轰鸣声。没有想就我意识到地震了。事后我体会，对地震的感觉是人的一种本能。
我一下跳起来，失声大喊：“地震啦！”。脚一落地，正好穿上拖鞋。我拉开房门插销，顺手抓起一件挂在门后的衬衣，冲了出去。那是一幢两层的筒子楼，我家在一楼，母亲住在我房间对面。我一边喊着“地震啦”，一边正要敲我母亲房间的门，我母亲的房门也开了。楼道里许多人都在呼喊。
我迅速跑到楼外，是全楼的第二个。随后，人们都陆续跑了出来。大家都衣着很少。男人大多光膀子，女人大多穿着背心，不少人都光脚。我把衬衣给了我母亲。
还真有人缺少感知地震的本能，睡得很死。初步镇定之后，邻居们查点人员状况，发现一个单身小青年没有出来。胆大的人又进楼叫人。那个小青年出来时还迷迷瞪瞪的，不知道有什么事。
往楼顶上看，几个废弃不用的一米多高的砖砌烟筒已经倒塌。
大家不知道哪里发生地震，议论纷纷，但情绪还比较稳定。我父母单位的领导也来看望大家。
因为担心余震，楼里是不能住了。大家准备住在外面。当时我父亲不在北京，我姐姐也在京郊插队。我自然挑起家里的大梁。我把家里的双人床搬出来，四角绑上木棍，搭起蚊帐，上面铺上塑料布，算是一个简易帐篷。
人们进楼烧水做饭，完事就赶紧出来。有人在洗脸盆里倒满水放在地上，以便观测余震。
傍晚时分，真的发生一次较大的余震。洗脸盆来回倾斜，里面的水泼出。有的自行车也倒了。我盯着楼房看。只见楼房在明显晃动，楼墙和地面的夹角大小不断发生变化。我觉得楼房就要倒塌。人们在惊叫。有一个回家做饭的妇女可能被叫声所惊动，从楼道窗口探头看，大家喊：“快下来！”
第二天，我把我家的双人床帐篷加固了一遍。楼房附近也搭起一个共用大帐篷，我把我的单人床搬了进去。
过了两天，我去中学看了看。教学楼西端墙面从上到下斜着出现一个大裂缝。老师们的帐篷搭在操场上。
又过了几天，我们中学和我父母单位合作，把大院里的中学生组织在一起，参加一些抗震救灾劳动，晚上还巡逻。指定几个高中生作为负责人，我是其中之一。我还负责宣传工作，组织几个同学，在大院食堂外面贴了墙报。
住在外面，睡不好觉。有时白天我回家睡一下。但心里很不踏实，总是惊醒，心跳得以为床在晃。
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给各地的亲戚们写信，报告平安。我大舅回信说我写得很好，很生动。可惜这封信我没有备份。
一个月后基本平静下来。开学后，我们已经不能在教学楼上课，搬到平房里，而且和其他年级轮换使用。
8月29日，我参加了中共海淀区教育局委员会、海淀区教育局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不知因为什么，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奖给我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一直没有使用，一直保留着。
10月，轮到我们班在校办工厂劳动。校办工厂生产的是钢丝卡子，它是一种固定钢丝的金属器件。生产工序有翻砂、锻压、清洗、电镀、装配等。当时唐山抗震救灾工地正急需这种东西。我在清洗车间工作，负责用碱水把铸造出来的金属件上的油污煮洗干净。全班同学冒着余震的危险，团结协作，早起晚归，加班加点，突击生产。我们的口号是：“确保质量关，拿下十八万！”我们干了一个月，圆满完成了任务。
进入冬天，又说可能发生地震。为了过冬，这次防震棚要建成半地下的。我挖了一个大坑，里头可以放下双人床，坑上方搭着木板，铺上塑料布，然后盖上土。不过，这个防震棚没有派上用场。
近20年来，我都住在楼房高层，经常感觉到地震。北京有震感的地震，我几乎都能感觉出来。这种感觉主要是生理上的。另外，每一次地震，我家书柜上的玻璃都会突然诡异地抖动，哒哒作响。我甚至想通过几个书柜摆放的不同位置，来判断震源的方位。
昨天下午单位开会。中午我起晚了，没有吃饭就匆忙出门。我进入三楼的会议室时，大约2点30分左右。我刚一坐下，就感觉眼前景物有点异常晃动，我以为是空腹的缘故。后来，有朋友发短信来，说地震了。我真的希望，那时只不过是我的一阵眩晕。
而此时此刻，惟有为震区人民－－已经遇难的，正在求生的，奋斗救灾的－－祈福。
]]>先说这个故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中国的商品总能在西方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在博览会上，欧洲人自然会和中国的代表进行个人接触。1873年，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中国的全权代表给一个帮过他忙的法国代表开具一张保证书。保证书的内容是，一旦中国军队开进法国首都巴黎，将保证这位法国代表的住宅安全。
这个故事不见中国清代的文献，但在法国的文献中被一再提及。法国人虽然把这个故事当作传说而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并不把它只当成一种子虚乌有的轶事，因为传说显得那么有凭有据。在法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
我是从一本叫做《黄祸论》的书里看到这个故事的。《黄祸论》是一本译著，原著题为《黄祸：一个口号的历史；帝国主义思想研究》（Die Gelbe Gefahr: Geschichte eines Schlagworts: Studien zum Imperialistischen Denken ），1962年在西德出版。作者是德国（西德）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在google，我查到这个人，进一步知道他生于1917年，卒于1999年。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是灰皮的“内部读物”，印数四千。它应当是某年我从古旧书市上淘得的。读过此书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我不认为它已经过时，因而我想介绍它的一部分内容。
自中国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以来，对中国的看法主要分为两派。在十六～十八世纪，根据传教士介绍的情况，欧洲有不少人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和社会制度是理想的。但同时，也有人以轻蔑和否定的口吻谈到中国。十八世纪中叶后，怀疑派的阵容就增强了。而到十九世纪，中国竟被一些欧洲人视为威胁。最初，有些人基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中国庞大的人口感到恐惧，指责中国向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移民（实际上是欧洲人在中国招募劳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利用完中国劳工后掀起“排华运动”。有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表示焦虑，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仅会对西方堵死中国市场，而且会堵死整个亚洲市场，最后甚至在亚洲之外妨碍白人的贸易。更有甚者，有些欧洲人竟然担心中国对欧洲的军事入侵。上述那个故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出现“黄祸”这个词语，并流行开来。当时，欧洲人对白种民族前途的忧虑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至于在巴黎工作的社会学家约•诺维科夫指出：在这种恐惧心理中，“黄祸”占着中心位置。在欧洲人眼里，“黄祸”是指黄种人――主要是中国人，有时也包括日本人――对白种人的威胁。
《黄祸论》一书围绕着“黄祸”这一口号的历史，试图说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思想的某些结构。作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根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分别以“英国人的议论”、“美国人的看法”、“俄国人的呼声”、“法国人的展望”和“德国人的讨论”为题，介绍、分析了截至二十世纪初主要西方国家关于“黄祸”的观点和对策。
有人认为“黄祸”这个词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95年发明的。对此，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持不是太肯定的态度。他的考证表明，“黄祸”这个词也很有可能是法国人首先提出的。至少是，当时法国对“黄祸”问题的讨论要比德国等其他国家热闹得多。有一个时期，法国的“报章杂志、小说和严肃的书籍都大谈起‘黄祸’了”。那时的“黄祸”特别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说的“黄祸”，可能主要是指日本。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但很快，特别是在1900年后，中被视为主要的“黄祸”。而实际上，在1895年以前，所谓中国的“威胁”在法国长期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还没有使用“黄祸”这个词。
早在十七世纪，法国和中国就已经有了许多接触。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国大规模地到中国发展其利益。1844年，法国迫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与之签订黄埔条约。1860年，法国与英国的军队攻入北京，并焚掠了圆明园。1884年，法国发动中法战争，强占租借地。1900年，法国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伴随这些重要事件的发生，为了配合法国在中国的行动，法国国内对中国问题展开了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参与者包括传教士、旅行家、航海家、地理学家、资本家、经济学家、军队将领和官员、政客等。
海军中将儒里昂•德•拉•格拉维埃尔曾经在1847年乘战舰到中国海，他在1854年出版了一本记述这次航行的书。他在书里写道：“如果有一天汽轮能沿着黄河和长江溯流而上，如果火车能通到西藏，……那么……欧洲总有一天会把它的注意力转向远东。”这位海军中将说的，似乎还不算坏话，特别是和下面的阿蒙•达维神甫比起来。
阿蒙•达维神甫是著名的旅行家和考察家，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经三次到中国。他在向巴黎地理学会提出的一份综合性报告中指出：从保护欧洲利益的立场来说，让中国人得到更高的科学教育是错误的。他说：“我认为，推动和促进东方人的科学教育，从物质利益的观点来看，对欧洲没有好处。因为一旦他们懂得了我们的语言，了解到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经商的手法，他们便会产生得到一切的愿望和欲念，获得达到这一切的手段。这样一来，这些蚂蚁般的无穷无尽的人群就掌握了遇事权衡、深谋远虑的商业和经济的思想，就可以吞没全世界。”他强调，必须防止中国人涌入欧美两洲。
阿尔都尔•哥比诺伯爵长期关注中国人在美洲、澳洲和东南亚的所谓“扩散”，他耸人听闻地说：“我观察到亚洲正在酝酿着一系列的祸害。我相信这些祸害迟早会一齐落在欧洲头上。我看到这些祸害以闪电般的速度酝酿和扩大。”他还认为，亚洲人不可能被欧洲人同化，而欧洲人有可能被亚洲人腐化。
1895年，自由主义政论家埃米尔•法盖教授发表文章，极力支持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排华运动。他认为，白种人筑一道万里长城来防止中国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抱怨欧洲征服世界的行动半途而废。他还抱怨欧洲的扩张活动不但失败了，而且把有色人种的世界发动起来了。他认为，为了自卫，全欧洲应当结成一个联邦集团，成为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否则，“也许几世纪以后，或是在一二百年以后，将会出现一个黄种人的欧洲”。
有些人大谈中国的经济威胁。法国资本家皮埃尔－弗里德里克•拉帕莱把中国的工业化和正在逼近的中国竞争列为“社会祸害”的危险因素。他认为不能让中国的繁荣取决于卓有成效的自卫和在世界经济角逐范围内进行的扩张。补充说，前述那个发生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故事，最初就是拉帕莱在其著作中透露的。1896年，法国外交家戴斯都尔纳拉•特•康斯当特在其《未来的祸患——欧洲和它的竞争者》一书中指出，如果中国的工业获得发展，那么它对欧洲所作的尖锐竞争将远远超过日本。他认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驱除华人是很自然的事，它们排华不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是出于对竞争的恐惧心理，是争取经济上的生存下去的斗争，简言之，是出于生存的斗争。他呼吁使中国人的竞争的发展变得缓慢。他反对建设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铁路，他说这些铁路将成为亚洲人入侵的道路——亚洲的产品会可怕地流入欧洲。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在190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甚至连《黄祸论》的作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也说这“实在令人费解”，还有一个人，长期担任《欧洲经济学家》出版人和经理的爱德蒙•戴利，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黄祸》的小册子。他警告，不要让中国模仿日本工业化的榜样，这就能使欧洲免遭致命的竞争。
还有人竟然谈论中国的军事威胁。亨利•尼古拉•法雷将军在1900年进攻中国时显露头角，他在1904年出版的《古代、现代和将来的中国军队》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军队必然现代化，因而必须注意中国使用它改组了的军事力量对白种民族所造成的威胁。在法雷将军之前，还有人从另一角度为中国人的军事威胁而忧虑。法国最著名的种族论者乔治•瓦雪尔•特•拉布若在1889～1890年的讲学中，指出中国正在没落，将被西方列强分割，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我担心统治中国的欧洲执政者使用强大的由黄种人组成的军队来反对白种人。……我更担心的是，在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中，俄国沙皇利用编入他的军队的上百万中国士兵把西方毁灭。”
也有人认为不应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冒险政策。有人批评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无限的要求，以致不可避免地酿成了战争。1891年，法国《两个世界》杂志认为，如果把欧洲内部的你争我夺的做法用于中国，其后果是极为可悲的，而三十年前向北京进军的作用也并不明显。1902年，有个名叫若斯林•配内－西埃菲尔特的官员说：“如果中国人始终是商人或者守信的和平主义者，则对好战和掠夺成性的白种人更有好处，至少暂时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们因为受到妨碍不能进行劳动和收获他们的劳动果实，而想要掌握杀人和毁灭物质的简易的手段的话，则他们可以拥有千百万士兵，把世界夷为平地。”他认为，对黄种人是不能永远抵制下去的，在东亚的杀戮会使黄种人提前行动起来。
有人主张用基督教改造中国。一位耶稣会士说：“假如天主教早被接纳的话，中国早就不会在肉体和道德上衰落了，也就根本不用去提‘黄祸’问题。”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查例•乌伯尔特•拉佛莱对中欧关系前景的看法比较乐观。他说，自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中国就已经成为拥有三亿消费者的市场问题了。中国的广阔天地为西方的政治野心、工业经营和宗教宣传敞开了大门。战争和蒸气机迫使又一个民族适应欧洲的利益。
著名学者古斯塔夫•勒朋在著作中，毫不留情地攻击欧洲人在亚洲、特别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和道德上不可宽恕的一面。他认为不存在中国的威胁。不过他的论据是，中国人的大脑组织不会超出一定的水平，因而欧洲人不用害怕以竞争者姿态出现的中国人能作出更高明的事。西方将永远保持思想的精华，因为东方拿不出与此相同的东西来。对这一切，他感到欣慰。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工人进入欧洲才是真正可怕的。
对“黄祸论”作出批判的法国人极少，进步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晚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属于凤毛麟角。1904年，法朗士在《人道报》发表一篇题为《在白色的石头上》的短篇小说。小说中一个人物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他们习惯于一当他们在中国建立的秩序遭到破坏时，就共同地或单独地向那么大的中国出兵，通过抢劫和虏掠，杀人防火来恢复秩序。这些民族已习惯于用枪炮对这个国家进行‘和平’渗透。而中国人的反应迟钝，不抵抗，或是抵抗得很差。所以人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屠杀’他们。” 法朗士指出：现在“黄祸”正在兴起，这应归咎我们自己。他说：“并不是黄种人跑来袭击白种人，而是黄种人多年来就懂得‘白祸’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白祸引起了黄祸。”他认为，“黄祸”的实质是：中国和日本会在世界市场上和西方人竞争。这种竞争的方式是残酷可怕和异乎寻常得。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一想到它就会毛发悚然。因此许多欧洲人认为有理由要求把中国人消灭掉。
在《黄祸论》的结束语中，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这个口号已经不再像1895～1907年期间那样具有广泛的影响了，然而，它从来也没有完全消失。产生这个口号的某些条件还继续存在。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红色中国的巩固及其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对外政策。海因茨•哥尔维策尔说：“在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人们对在征服世界的共产主义感到恐惧，担心红色中国的大量人口所具有的打击力量。西方世界的人们又开始考虑，一个拥有现代化武装的、军国主义的和工业化的中国会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许多政治家在他们的演说里又谈起了“黄祸”。他举了一个距离他完成写作《黄祸论》最近的例子：1958年8月2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非洲不加掩饰地向他的听众描绘了黄种人入侵非洲的危险，并说黑人用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挡住黄种人的入侵的，因而应当建立“法国非洲共同体”。戴高乐将军说，亚洲存在大量人群，这些人群正在设法向外扩张，因为他们自己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这一扩张过程是用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这一思想体系掩盖起来的，而且还有一种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一个便于挨近和入侵的政治据点的企图。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最后说：“某个一定的历史事实情况可以是‘完结了’，而它的现在和未来的规模还没有完结。为此擦亮眼睛和阐明形势，也是历史学家的一项任务。”
]]>
遗憾
我不能
说
你是我的――
美丽的莱茵河。
因为
我只是
一个
匆匆的过客，
来自
东方的中国。
短暂几天，
你伴随我，
从我客居的小楼旁
缠绵地流过。
夜里
聆听你的呼吸，
计数你的脉搏。
清晨
了望你走向的远方，
感受你丰腴的宽阔。
走在河岸，
感受清波。
招手
向驳船示意，
点头
向刚下车的老者。
沿岸望去――
青山古堡，
白云朵朵，
更有树影婆娑。
也许
河水可以倒流，
时光可以
追索，
历史的瞬间
会成为今天的时刻。
那前面的
漫步的人影，
会不会是
马克思和燕妮？
而更远的
一定是席勒
还有歌德。
莱茵河畔
迷人的景色，
像诗一样美；
莱茵河畔，
动人的情调，
浪漫得
像一首歌。
搜寻心中词句，
这时才知道浅薄；
还是
按动快门吧，
游船码头
红叶树下
――有我。
再见，莱茵河，
明天我就要乘上
远去的车。
带不走
你的
风情万种，
也带不走
你的
故事许多。
但我把心的一隅
留给你了－－
因而
总会有想起你的时刻。
（作于1993年12月，改于2008年3月）
我一般睡得比较好，但做梦总是难免的。
回忆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做梦。留在心中的早年影像，有些分不清是真事还是梦境。有些，问我母亲后，才知道确有其事。有一些事，已经无人可问了。还有一些事，只能靠“实践”去检验。我记得颐和园昆明湖里有一艘铁甲船，我小时可从水中潜游过船底。但后来我实地考察了，那艘船虽然存在（石舫附近），却不在水中，而在岸上。不过，我潜泳的确不错。
年轻时最经常梦到的是，我打进敌人内部，而最终被发现，敌人追我，我开枪射击，但不是枪打不响，就是敌人打不完，于是我就跑。我还是有两下子的，两腿蹬着蹬着就腾空起来，在空中行走，脱离险境。这种梦做着不太紧张，就是有些累。
少年时自然也有过春梦，但现在看，内容还是相当严肃的。成年时，也梦过女人，但多与性无关。有一个唱歌的女人，我素无兴趣，没多注意，竟也梦到了。情节我还记得，好像是在我主动和她分手之后，一次偶尔在地铁里遇到，我在地铁口等她，她乘电梯上来，到我身边，幽怨地看着我，我对她说：“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从这个梦之后，我就喜欢上这个歌星。还有一次，梦到和一个著名女人有事，太像真的了，迫使我醒后数了数我的“生前友好”，发现其中根本没有她。还梦见过，我亲眼看见我心仪的女人被汽车撞倒，正悲急万分，床头闹钟响了。
我有一次准梦游。那是小时，随我父亲坐火车从干校回到北京，当晚住在亲戚家里。夜里我起床穿衣服。我父亲被我吵醒，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怕赶不上火车。父亲问我：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我说，在北京啊。父亲喝道：你给我躺下。于是我只好又躺下。第二天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我父亲问我昨天夜里怎么了。我莫名其妙。父亲把那过程说了，引来哄堂大笑，我这才记起似乎有那么回事。在精神医学里，梦游症的标准说法是睡行症，因为夜游未必有梦。
写作不顺利之后睡觉，我比较容易做梦。梦见有什么事情——都与写作无关，总干不利落，醒来后头痛难受。现实中的问题，从来没有从梦中获得解决。
有一个梦我经常做，很奇怪。我到旧书店淘书，发现许多我喜欢的旧书，主要是苏联小说，但都是在我未交钱把书拿走之前就醒了。
还常梦见我长跑，从颐和园到天安门一个来回，一点也不累。还有，就是用英语与人辩论，出口成章，抑扬顿挫。而这两项，都是我极为不行的。
最舒心的梦，是张开双臂，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翔，时而俯冲，时而盘旋，还不时地在海岛的悬崖峭壁边掠过，俯瞰海岸上那些渺小的房屋。
最让我恐惧的梦是，我以前杀人的事情被人发现了。每次惊醒，我都要回顾一下我这一生，——我到底把谁杀了？直到我确信，我虽然曾经有过希望某人死的罪恶念头，但从来没有杀人，才踏实下来。
最让我难受的，是梦到父母出事。这种梦在我四十岁以后逐渐多起来。每次都流泪。
最早看的弗洛伊德的书，就是《梦的解析》。在七十年代末期。大学里同学拿来油印的《梦的解析》。我看了，认为基本上是胡说八道。弗洛伊德对我影响很大，但我现在也认为，《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最不好的著作。
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觉被惊醒，不论有梦或者无梦。不要轻易把人从睡梦中弄醒。如果赶上他正在做恶梦，他在半醒半睡之中可能把你看成魔鬼，进而酿出惨案。夜里如果有人起床方便，你也不要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因为他还处于意识朦胧状态，他可能被你吓死，或者你被他的激烈反应吓死。
总的说，做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避免多做梦也是可以的。第一，不做亏心事。第二，有什么欲望，争取在现实中实现。第三，有什么事情，尽量在睡之前就想清楚。第四，不睡短觉。惦记着要提前起床，就不可能睡踏实。第五，自然醒来之后别睡回笼觉。第六，睡觉时，手不要放在胸前，被子不能厚重。尽量不朝左侧躺。第七，不能空腹睡，也不能吃了就睡。第八，睡前不能多喝水或者吃西瓜，否则梦里找不到厕所。但是，口干舌燥也会导致做梦。第九，实在不行，吃点安眠、镇静药，但应遵医嘱，不能多吃、常吃。第十，不睡觉。这个做法虽然最有效，但我推荐而不提倡。
（2006年11月8日首发于学术观察论坛）
（作者为法正居士。未经作者同意,不得用于任何纸媒体,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近年来，随着国家强制婚检的取消，全国出生缺陷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说。
傅企平调查了解到，2003年前，由于 《母婴保健法》的实施，浙江省的婚检率达95%，1996年到2003年间，共有500多万人参加了婚前检查，接受了新婚教育、咨询，有效地控制了全省出生缺陷。可从2003年10月至今，婚检作为自愿选择，浙江省的婚检率急剧下降到只有不到2%，出生缺陷明显增多。
事实上，自2003年 《婚姻登记条例》政策出台后，人们普遍有一种误区，认为可以不婚检了。傅企平说，其实不强制不等于不需要。参加婚检人数减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取消了“强制”，不少人出现“有病的不愿检，没病的不想检，缺钱的不敢检，没有文化的不会去检”的现象。这个本该由医学科学地做出结论的过程，却为了表面上的简化婚姻手续而逐渐消失了。“婚检率低引发了一系列突出问题，对出生人口素质造成了严重威胁。上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负担，下给群众的健康带来隐患。”
傅企平建议，应该加大婚检宣传力度，营造婚检良好氛围，恢复完善强制婚检制度。
关于是否应当恢复强制婚检问题，我在2006年初写过一篇文章，交有关部门参考。我主张，坚持自由婚检，并以加强孕后、分娩保健等措施弥补婚检的不足。
坚持自由婚检制度，加强孕后、分娩保健工作
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原有的强制性婚前医学检查制度，受到欢迎，也引起争议。一些人士主张恢复强制性婚检。我认为，强制性婚检制度不应恢复，而应当在坚持自由婚检制度的同时，以孕后保健、分娩保健作为母婴保健工作的重点，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原来的强制性婚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医疗卫生制度，由于它被与婚姻登记捆绑在一起，成为婚姻登记的一个条件（不进行医学检查就不能登记婚姻），因而事实上它也是婚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是，强制性婚检制度并不符合《婚姻法》。这个制度并不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规定的，而是由国务院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根据法治原则，国务院及其部委在制定行政法规时，如果限制公民的权利，规定公民的义务，不能超出它所依据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婚姻法》没有规定婚前医学检查是婚姻的必须条件，《婚姻登记条例》就无权规定。《婚姻法》虽然禁止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的人结婚，但这不能成为强制性婚检合法性的根据。第一，“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可以被理解为已知的疾病，是通过与结婚无关的医检查确认的（如在未到结婚年龄就经医学检查确认的），或者是不通过医学检查也可判断的（如重度、极重度智力低下）。第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主要是指导致民事行为能力丧失的疾病（如重度、极重度智力低下和重型精神病），与生育问题无直接关系。之所以禁止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病人结婚，主要是因为无法确认其结婚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他们无法适应婚姻生活，禁止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以患其他疾病为由，剥夺公民的婚姻权利是不人道的。第三，实际上，强制性婚检并非仅仅检查“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且还检查“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不完全是一回事。不应以“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为由阻止公民结婚。例如，艾滋病患者虽然不宜生育，但有权利结婚，只是结婚时不得向对方隐瞒病情而已。第四，“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并不一定可以通过一般婚检查出，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地区更是如此。
从根本上说，以没有进行医学检查为由不给予婚姻登记，是对公民婚姻权利的剥夺，有悖于《婚姻法》关于婚姻权利的基本原则。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应被承认”。在各国，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只要出于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并且不属于某种近亲，就可以结婚。总之，《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性婚检，符合法治原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是一种不应倒退的进步。
取消强制性婚检后的婚姻法律，也不是不能起到促进优生优育的作用。《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而自愿必须建立在对对方的知情了解之上。根据这一原则，一方婚前故意隐瞒自己影响婚姻生活、生育的重大病情，导致婚后感情破裂，另一方提出离婚，如果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如果是故意隐瞒“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应认定婚姻无效。
一些同志主张恢复强制性婚检，有一个理由，他们认为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母婴保健法》还有强制性婚检的规定，《婚姻登记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应当遵守《母婴保健法》。还有人认为，因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母婴保健法》还有强制性婚检规定，因而在作为行政法规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性婚检之后，仍然可以实施强制性婚检，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服从《母婴保健法》。这些观点似是而非。前面说过，由于强制性婚检是与结婚联系在一起的，属于婚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而由《母婴保健法》来规定婚姻的条件是超越了其职能，不符合法治和立法原则。既然是婚姻的问题，就必须适用关于婚姻的基本法，也就是《婚姻法》，而不是《母婴保健法》。结婚和生育是人生的两个阶段。《婚姻法》和《母婴保健法》虽有联系，但各管一段。况且结婚并不一定生育。不要孩子的婚姻和无性婚姻都存在着。以后还可能有同性婚姻。另外，不婚生育也存在。在强制性婚检问题上，《婚姻法》和《母婴保健法》目前的确存在冲突。但解决这种冲突，不是修改《婚姻法》或者《婚姻登记条例》，而是修改《母婴保健法》。
强制性婚检以前的阻力很大，多数人并不情愿，这是有原因的。第一，缺乏对医院和婚检的信任。这种信任不能靠强制取得。据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调查，婚前检查的确比较严重地存在走过场，或者只收钱不检查的现象。第二，婚检虽然是强制的、收费的，但医院并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或者可以检查出来的影响婚姻、生育的疾病，如果医院没有检查出来，或者作出错误判断，没有疾病被当成有疾病的，造成公民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医院往往以种种理由推卸责任。第三，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强制性婚检增加了经济负担。第四，强制性婚检不符合多数人结婚时的喜庆心态。
虽然应当承认婚检在减少出生缺陷，促进优生优育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且应当大力提倡自由婚检，但是也不能对婚检在减少出生缺陷、促进优生优育方面的作用估计过高和夸大。第一，目前晚育比较普遍，如果生育和结婚相隔较远，多年以前的婚检对优生优育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第二，结婚之后以及生育第二胎之前，也有可能罹患影响生育的疾病，这是婚检无能为力的。一些主张恢复强制性婚检的人士，拿出取消强制婚检后出生缺陷上升的数字作为依据，但是他们没有说明造成出生缺陷的那些疾病是在结婚前得的，还是在结婚后得的，因而没有说服力。第三，出生缺陷也有很多是孕后缺乏保健，或者分娩发生事故、意外造成的。如果把这样的出生缺陷归咎于取消强制性婚检，有推卸和转移责任之嫌。
母婴保健对于优生优育确实十分重要。但是强制性婚检并不是母婴保健、促进优生优育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把医学检查和婚姻登记捆绑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便于强制。我认为，母婴保健工作应当切实抓住重点。认真做好孕后产前医学检查和安全分娩工作，是母婴保健、促进优生优育更可取也更人性化的措施。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仍然实施强制性婚检的2003年，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75.47％；住院分娩率城市为89.9％，农村为72.6％；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产科出血、妊高症、羊水栓塞、心脏病、肝病、产褥感染；婴儿死亡率城市为11.3‰农村为28.7‰（引自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状况监测统计资料》）。这些情况说明，母婴保健工作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母婴保健工作应当大力加强。而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孕后检查和安全分娩是重中之重。与其建立免费的强制婚检制度，不如减免计划内生育的妇女孕后检查、住院分娩的费用。如果解决费用问题，经过必要的母婴保健知识普及，孕后检查和住院分娩是不需强制的。在现阶段，至少应当免除农村的家庭贫困的符合计划生育的妇女孕后检查、住院分娩的费用。农村地区孕后检查率和住院分娩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费用问题。几百元在城市可能不算什么，但对贫困的农村人口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举措。
退一步说，如果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在全国建立计划内生育的妇女免费孕后检查、住院分娩的制度，另一种选择是，建立免费的强制性孕前医学检查制度。即把医学检查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由《母婴保健法》或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或者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已婚者在领取生育指标前，夫妻双方应进行医学检查。这比强制性婚前检查更有效，而且不存在与《婚姻法》的冲突。
（2006年）
自度曲 喜迎春
（1977年2月4日立春）
送冬去，冰消雪化急。几年寒浓不觉暖，今朝有幸见春意。东风扫鬼蜮。
迎春来，喜气满心怀。一片金瓯重收拾，百花含笑遍地开。明春更美哉。
注：这是我1977年寒假的语文作业。那时“四人帮”倒台不久，气氛与以往大不相同，轻松许多。寒假语文作业要求写作文，我没有写，以此诗代替。此诗大体格式与《忆江南》相仿，但平仄不合，算是“自度曲”。语文老师向来对我宽容，语文期末考试作文，我也可以写诗。高二开学后第一堂语文课，语文老师进来没有说话，转身把此诗抄在黑板上，还叫起一位女同学把它朗读了一遍，搞得我既得意又尴尬。
（题图取自网络）
]]>当时，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刚刚结束，国民党虽然赢了台北，但败于高雄，蓝色阵营不仅高兴不起来，而且还有浓浓的沮丧情绪。政治不是我们考察的内容，但与一些台湾学者吃饭闲聊时，也不免涉及选举。出于个人兴趣，事先我看过台湾的《选罢法》，所以我就一些疑惑问题向他们提出。也能感觉到，有些亲蓝学者对选举以及政治很厌烦。有意思的是，一桌吃饭的台湾学者间有蓝绿，虽然说起来话里有话，但彼此还比较客气。从对两岸的称呼上，就可分辨出台湾人的蓝绿。亲蓝的人一般说“大陆”和“台湾”，或者“两岸”，而亲绿的人一定说“中国”和“台湾”也听到有蓝营人士希望大陆对“台独”更为强硬。
我们在台北呆了几日后，要去高雄、台南，有亲蓝人士知道后，明显表示出对高雄的不屑，说高雄人粗俗，不守规矩。由此可见台北蓝营一些人有脱离底层民众之问题。
相对台北，高雄比较绿。到高雄后，我也确实感到当地接待方有的人，包括某些景点的导游，虽然也彬彬有礼，但故意显露出“台独”立场，例如说自从郑成功打败荷兰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郑成功，蓝绿评价都很高，但定位不同，蓝说他是“开台英雄”，绿说他是“开国英雄”。这种情况在意料之中。
在饭店大堂，我问一位小个子的男性大堂人员附近可有书店，他找出地图指给我看，在我看完后，他又把地图收了回去。而在台北，在我问大堂小姐诚品敦南书店的位置时，她除了耐心指点外，还把地图送给我。我买完书回到饭店，一进门，那位男性大堂人员主动向我打招呼。他看着我拎的一口袋书，很惊讶（我觉得是故作惊讶）地问我：你们也能看懂繁体字？我没生气，笑着耐心地说：中国人怎么会看不懂繁体字？大陆实际上是简繁并存，古籍出版大多用繁体字，而且我小时候虽然学的是简体字，但看的多是繁体竖排的书。我还对他说，我在台北一些书店看到有卖大陆简体字书的，说明台湾人也开始接受简体字了。
在高雄有一天，计划去“国立中山大学”与师生座谈。早晨我被电话惊醒时，同伴们已经登车准备出发。我只好让他们先走。吃完早餐后，我一个人打车追赶他们。司机问我去中山大学做什么，我说会朋友。我听他“国语”说得费劲，怀疑他可能偏绿，也不想和他说什么。在中山大学，我没有找到同伴，只好一个人在校园里游逛、照相。校园依山傍海，比较漂亮。在一楼前，见有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雕像，我请一位正在扫地的清洁工给我照了一张与两位历史人物的合影。快到中午，我还没有寻到他们，只好一人回去。我在校门外等计程车。身后不远就有某“功”的宣传点，一条横幅，几面旗帜，但没有人马。抽了两根烟，过来一辆计程车，客人下车后，司机掉头开到我面前，问我是否要车。一上车，他就听出我是大陆人。他一路上把阿扁和民进党骂个臭够。我说，你一定是投的黄俊英的票。他说是。他说只有“三通”了，台湾的旅游业才能繁荣，他的生意才不会像现在这样冷清。那天是星期日，但街上的人并不多。回城里后，我进了街边一家饭馆，向老板娘要了一大碗馄饨垫肚子。我边看电视边吃。店里只有我一个客人。
在高雄还乘船游览了海港。高雄港的集装箱吞吐量曾经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被上海、深圳超过，近年地位更是不断下滑，2007年排名跌至世界第八。高雄航运界期盼尽早实现两岸“三通”直航。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高雄港衰落是因为产业外移大陆，如果直航，产业会进一步外移。船家显然对这些问题也感兴趣。他也是希望实现“三通”的。在船舱里唱卡拉ok，我选了《绿岛小夜曲》。唱着，突然想起，国民党曾经在绿岛修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陈映真、柏杨以及施明德、吕秀莲等左右派、统独派人士都曾被关押在那里。
在船上还搞明白一个问题。我们在台北时曾经访问“国立政治大学”。进入会议室坐定后，看桌子上的议程表有“引水人”一项，觉得奇怪，不清楚这个“引水人”是什么意思。宾主自我介绍之后，主持人宣布：请引水人介绍政治大学情况。只见进来两位女生，向我们致意，然后通过PowerPoint向我们介绍起学校的情况。这两个女生我们刚才见过，就是她们把我们引入会议室的。她们青春朝气，落落大方，说话是典型的台湾女生腔。座谈会后，她们陪我们参观校史展览。我问其中一位是什么专业的，她说是教育心理学。可是她们为什么叫“引水人”呢？在高雄港，看着进出的船舶，我突然想到，所谓“引水人”可能就是在港口引导外来船舶进港的人，也就是大陆这边所说的领航员。我请教船老板，确实如此。政治大学把引导来宾参观的女生称为“引水人”还真是很贴切。后来在台湾网上查，原来这还是政治大学的独创。2000年，因应参访团体遽增，政治大学创立了“引水人义工社团”。“引水人”的主要工作是接待莅校参访的贵宾，支持校庆、毕业典礼等校内重大场合，并为参访政治大学的团体导览介绍校园。“引水人”有一套完善的培训课程，包括美姿美仪、基础彩妆、接待礼仪、口语表达、演示文稿制作等。政治大学的网页说：“政大，就像是一个大港口，伸出温暖的手臂迎接来自各地的旅客靠岸停泊。”
在台湾，我总共买了二十多本厚重的书。到高雄后，我带来的包实在放不下买的书了，于是上街去买包。转悠半天才找到一家旅行箱包的专卖店。女老板很热情。她问我在台湾都买什么了，我说除了书，别的什么也没买。她问台湾的书值得带回去吗，我说台湾法学和心理学的书不错。我问她，怎么卖旅行箱包的那么少，而大陆可是到处都有。她说，可能因为“出国”旅游的人少了。我买了一个打折的带拉杆的旅行包。过海关时，我的托运行李距离超重只差一点点。
（200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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