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地球，同一次震动。
我自幼来北京，生活了四十年。这期间，北京本地没有发生过大的地震，但有几次大地震波及到北京。
我体验的第一次地震，是1966年3月的河北省邢台大地震。那是一次群发型地震，最高7.2级。只记得那些日子，晚上经常往外跑，有时是虚惊一场。
1975年2月又发生7.3级的辽宁省海城地震。不记得是否感觉到了。但是从此，在北京，地震又一次成为一个经常性话题。我们班一个女同学，父亲是研究地震的，她经常拿一些地震科普资料给我们看。
1976年7月27日晚上很闷热。因为已经放暑假不用早起，我看了几个小时的小说，好不容易才睡着。夜里突然醒了，感觉身体处于失重状态，心跳得厉害。楼房发出很大的声响，就像许多地方在发生扭曲。似乎还有一种不知是从哪里出来的轰鸣声。没有想就我意识到地震了。事后我体会，对地震的感觉是人的一种本能。
我一下跳起来，失声大喊：“地震啦！”。脚一落地，正好穿上拖鞋。我拉开房门插销，顺手抓起一件挂在门后的衬衣，冲了出去。那是一幢两层的筒子楼，我家在一楼，母亲住在我房间对面。我一边喊着“地震啦”，一边正要敲我母亲房间的门，我母亲的房门也开了。楼道里许多人都在呼喊。
我迅速跑到楼外，是全楼的第二个。随后，人们都陆续跑了出来。大家都衣着很少。男人大多光膀子，女人大多穿着背心，不少人都光脚。我把衬衣给了我母亲。
还真有人缺少感知地震的本能，睡得很死。初步镇定之后，邻居们查点人员状况，发现一个单身小青年没有出来。胆大的人又进楼叫人。那个小青年出来时还迷迷瞪瞪的，不知道有什么事。
往楼顶上看，几个废弃不用的一米多高的砖砌烟筒已经倒塌。
大家不知道哪里发生地震，议论纷纷，但情绪还比较稳定。我父母单位的领导也来看望大家。
因为担心余震，楼里是不能住了。大家准备住在外面。当时我父亲不在北京，我姐姐也在京郊插队。我自然挑起家里的大梁。我把家里的双人床搬出来，四角绑上木棍，搭起蚊帐，上面铺上塑料布，算是一个简易帐篷。
人们进楼烧水做饭，完事就赶紧出来。有人在洗脸盆里倒满水放在地上，以便观测余震。
傍晚时分，真的发生一次较大的余震。洗脸盆来回倾斜，里面的水泼出。有的自行车也倒了。我盯着楼房看。只见楼房在明显晃动，楼墙和地面的夹角大小不断发生变化。我觉得楼房就要倒塌。人们在惊叫。有一个回家做饭的妇女可能被叫声所惊动，从楼道窗口探头看，大家喊：“快下来！”
第二天，我把我家的双人床帐篷加固了一遍。楼房附近也搭起一个共用大帐篷，我把我的单人床搬了进去。
过了两天，我去中学看了看。教学楼西端墙面从上到下斜着出现一个大裂缝。老师们的帐篷搭在操场上。
又过了几天，我们中学和我父母单位合作，把大院里的中学生组织在一起，参加一些抗震救灾劳动，晚上还巡逻。指定几个高中生作为负责人，我是其中之一。我还负责宣传工作，组织几个同学，在大院食堂外面贴了墙报。
住在外面，睡不好觉。有时白天我回家睡一下。但心里很不踏实，总是惊醒，心跳得以为床在晃。
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给各地的亲戚们写信，报告平安。我大舅回信说我写得很好，很生动。可惜这封信我没有备份。
一个月后基本平静下来。开学后，我们已经不能在教学楼上课，搬到平房里，而且和其他年级轮换使用。
8月29日，我参加了中共海淀区教育局委员会、海淀区教育局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不知因为什么，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奖给我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一直没有使用，一直保留着。
10月，轮到我们班在校办工厂劳动。校办工厂生产的是钢丝卡子，它是一种固定钢丝的金属器件。生产工序有翻砂、锻压、清洗、电镀、装配等。当时唐山抗震救灾工地正急需这种东西。我在清洗车间工作，负责用碱水把铸造出来的金属件上的油污煮洗干净。全班同学冒着余震的危险，团结协作，早起晚归，加班加点，突击生产。我们的口号是：“确保质量关，拿下十八万！”我们干了一个月，圆满完成了任务。
进入冬天，又说可能发生地震。为了过冬，这次防震棚要建成半地下的。我挖了一个大坑，里头可以放下双人床，坑上方搭着木板，铺上塑料布，然后盖上土。不过，这个防震棚没有派上用场。
近20年来，我都住在楼房高层，经常感觉到地震。北京有震感的地震，我几乎都能感觉出来。这种感觉主要是生理上的。另外，每一次地震，我家书柜上的玻璃都会突然诡异地抖动，哒哒作响。我甚至想通过几个书柜摆放的不同位置，来判断震源的方位。
昨天下午单位开会。中午我起晚了，没有吃饭就匆忙出门。我进入三楼的会议室时，大约2点30分左右。我刚一坐下，就感觉眼前景物有点异常晃动，我以为是空腹的缘故。后来，有朋友发短信来，说地震了。我真的希望，那时只不过是我的一阵眩晕。
而此时此刻，惟有为震区人民－－已经遇难的，正在求生的，奋斗救灾的－－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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