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二点左右,有些疲乏,上床睡了一会。没有睡好,因为做了一个梦。醒来后品味,觉得这个梦不错,复杂而又现实,还有一定意义,可以作为一篇小说的基础。于是,把梦里情节梳理一下,进一步演绎丰富。想着,又睡着了。再醒来,只记得曾经做梦和想写小说,但梦的什么,小说准备怎么写,通通忘掉了。
我一般睡得比较好,但做梦总是难免的。
回忆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做梦。留在心中的早年影像,有些分不清是真事还是梦境。有些,问我母亲后,才知道确有其事。有一些事,已经无人可问了。还有一些事,只能靠“实践”去检验。我记得颐和园昆明湖里有一艘铁甲船,我小时可从水中潜游过船底。但后来我实地考察了,那艘船虽然存在(石舫附近),却不在水中,而在岸上。不过,我潜泳的确不错。
年轻时最经常梦到的是,我打进敌人内部,而最终被发现,敌人追我,我开枪射击,但不是枪打不响,就是敌人打不完,于是我就跑。我还是有两下子的,两腿蹬着蹬着就腾空起来,在空中行走,脱离险境。这种梦做着不太紧张,就是有些累。
少年时自然也有过春梦,但现在看,内容还是相当严肃的。成年时,也梦过女人,但多与性无关。有一个唱歌的女人,我素无兴趣,没多注意,竟也梦到了。情节我还记得,好像是在我主动和她分手之后,一次偶尔在地铁里遇到,我在地铁口等她,她乘电梯上来,到我身边,幽怨地看着我,我对她说:“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从这个梦之后,我就喜欢上这个歌星。还有一次,梦到和一个著名女人有事,太像真的了,迫使我醒后数了数我的“生前友好”,发现其中根本没有她。还梦见过,我亲眼看见我心仪的女人被汽车撞倒,正悲急万分,床头闹钟响了。
我有一次准梦游。那是小时,随我父亲坐火车从干校回到北京,当晚住在亲戚家里。夜里我起床穿衣服。我父亲被我吵醒,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怕赶不上火车。父亲问我: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我说,在北京啊。父亲喝道:你给我躺下。于是我只好又躺下。第二天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我父亲问我昨天夜里怎么了。我莫名其妙。父亲把那过程说了,引来哄堂大笑,我这才记起似乎有那么回事。在精神医学里,梦游症的标准说法是睡行症,因为夜游未必有梦。
写作不顺利之后睡觉,我比较容易做梦。梦见有什么事情——都与写作无关,总干不利落,醒来后头痛难受。现实中的问题,从来没有从梦中获得解决。
有一个梦我经常做,很奇怪。我到旧书店淘书,发现许多我喜欢的旧书,主要是苏联小说,但都是在我未交钱把书拿走之前就醒了。
还常梦见我长跑,从颐和园到天安门一个来回,一点也不累。还有,就是用英语与人辩论,出口成章,抑扬顿挫。而这两项,都是我极为不行的。
最舒心的梦,是张开双臂,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翔,时而俯冲,时而盘旋,还不时地在海岛的悬崖峭壁边掠过,俯瞰海岸上那些渺小的房屋。
最让我恐惧的梦是,我以前杀人的事情被人发现了。每次惊醒,我都要回顾一下我这一生,——我到底把谁杀了?直到我确信,我虽然曾经有过希望某人死的罪恶念头,但从来没有杀人,才踏实下来。
最让我难受的,是梦到父母出事。这种梦在我四十岁以后逐渐多起来。每次都流泪。
最早看的弗洛伊德的书,就是《梦的解析》。在七十年代末期。大学里同学拿来油印的《梦的解析》。我看了,认为基本上是胡说八道。弗洛伊德对我影响很大,但我现在也认为,《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最不好的著作。
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觉被惊醒,不论有梦或者无梦。不要轻易把人从睡梦中弄醒。如果赶上他正在做恶梦,他在半醒半睡之中可能把你看成魔鬼,进而酿出惨案。夜里如果有人起床方便,你也不要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因为他还处于意识朦胧状态,他可能被你吓死,或者你被他的激烈反应吓死。
总的说,做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避免多做梦也是可以的。第一,不做亏心事。第二,有什么欲望,争取在现实中实现。第三,有什么事情,尽量在睡之前就想清楚。第四,不睡短觉。惦记着要提前起床,就不可能睡踏实。第五,自然醒来之后别睡回笼觉。第六,睡觉时,手不要放在胸前,被子不能厚重。尽量不朝左侧躺。第七,不能空腹睡,也不能吃了就睡。第八,睡前不能多喝水或者吃西瓜,否则梦里找不到厕所。但是,口干舌燥也会导致做梦。第九,实在不行,吃点安眠、镇静药,但应遵医嘱,不能多吃、常吃。第十,不睡觉。这个做法虽然最有效,但我推荐而不提倡。
(2006年11月8日首发于学术观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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