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3年取消强制婚检以来，每到全国“两会”，总有医学界的代表、委员呼吁恢复强制婚检。下面是新华社2008年3月10日的一篇报道（节选）：
“近年来，随着国家强制婚检的取消，全国出生缺陷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说。
傅企平调查了解到，2003年前，由于 《母婴保健法》的实施，浙江省的婚检率达95%，1996年到2003年间，共有500多万人参加了婚前检查，接受了新婚教育、咨询，有效地控制了全省出生缺陷。可从2003年10月至今，婚检作为自愿选择，浙江省的婚检率急剧下降到只有不到2%，出生缺陷明显增多。
事实上，自2003年 《婚姻登记条例》政策出台后，人们普遍有一种误区，认为可以不婚检了。傅企平说，其实不强制不等于不需要。参加婚检人数减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取消了“强制”，不少人出现“有病的不愿检，没病的不想检，缺钱的不敢检，没有文化的不会去检”的现象。这个本该由医学科学地做出结论的过程，却为了表面上的简化婚姻手续而逐渐消失了。“婚检率低引发了一系列突出问题，对出生人口素质造成了严重威胁。上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负担，下给群众的健康带来隐患。”
傅企平建议，应该加大婚检宣传力度，营造婚检良好氛围，恢复完善强制婚检制度。
关于是否应当恢复强制婚检问题，我在2006年初写过一篇文章，交有关部门参考。我主张，坚持自由婚检，并以加强孕后、分娩保健等措施弥补婚检的不足。
坚持自由婚检制度，加强孕后、分娩保健工作
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原有的强制性婚前医学检查制度，受到欢迎，也引起争议。一些人士主张恢复强制性婚检。我认为，强制性婚检制度不应恢复，而应当在坚持自由婚检制度的同时，以孕后保健、分娩保健作为母婴保健工作的重点，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原来的强制性婚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医疗卫生制度，由于它被与婚姻登记捆绑在一起，成为婚姻登记的一个条件（不进行医学检查就不能登记婚姻），因而事实上它也是婚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是，强制性婚检制度并不符合《婚姻法》。这个制度并不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规定的，而是由国务院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根据法治原则，国务院及其部委在制定行政法规时，如果限制公民的权利，规定公民的义务，不能超出它所依据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婚姻法》没有规定婚前医学检查是婚姻的必须条件，《婚姻登记条例》就无权规定。《婚姻法》虽然禁止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的人结婚，但这不能成为强制性婚检合法性的根据。第一，“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可以被理解为已知的疾病，是通过与结婚无关的医学检查确认的（如在未到结婚年龄就经医学检查确认的），或者是不通过医学检查也可判断的（如重度、极重度智力低下）。第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主要是指导致民事行为能力丧失的疾病（如重度、极重度智力低下和重型精神病），与生育问题无直接关系。之所以禁止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病人结婚，主要是因为无法确认其结婚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他们无法适应婚姻生活，禁止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以患其他疾病为由，剥夺公民的婚姻权利是不人道的。第三，实际上，强制性婚检并非仅仅检查“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且还检查“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不完全是一回事。不应以“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为由阻止公民结婚。例如，艾滋病患者虽然不宜生育，但有权利结婚，只是结婚时不得向对方隐瞒病情而已。第四，“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并不一定可以通过一般婚检查出，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地区更是如此。
从根本上说，以没有进行医学检查为由不给予婚姻登记，是对公民婚姻权利的剥夺，有悖于《婚姻法》关于婚姻权利的基本原则。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应被承认”。在各国，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只要出于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并且不属于某种近亲，就可以结婚。总之，《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性婚检，符合法治原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是一种不应倒退的进步。
取消强制性婚检后的婚姻法律，也不是不能起到促进优生优育的作用。《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而自愿必须建立在对对方的知情了解之上。根据这一原则，一方婚前故意隐瞒自己影响婚姻生活、生育的重大病情，导致婚后感情破裂，另一方提出离婚，如果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如果是故意隐瞒“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应认定婚姻无效。
一些同志主张恢复强制性婚检，有一个理由，他们认为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母婴保健法》还有强制性婚检的规定，《婚姻登记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应当遵守《母婴保健法》。还有人认为，因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母婴保健法》还有强制性婚检规定，因而在作为行政法规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性婚检之后，仍然可以实施强制性婚检，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服从《母婴保健法》。这些观点似是而非。前面说过，由于强制性婚检是与结婚联系在一起的，属于婚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而由《母婴保健法》来规定婚姻的条件是超越了其职能，不符合法治和立法原则。既然是婚姻的问题，就必须适用关于婚姻的基本法，也就是《婚姻法》，而不是《母婴保健法》。结婚和生育是人生的两个阶段。《婚姻法》和《母婴保健法》虽有联系，但各管一段。况且结婚并不一定生育。不要孩子的婚姻和无性婚姻都存在着。以后还可能有同性婚姻。另外，不婚生育也存在。在强制性婚检问题上，《婚姻法》和《母婴保健法》目前的确存在冲突。但解决这种冲突，不是修改《婚姻法》或者《婚姻登记条例》，而是修改《母婴保健法》。
强制性婚检以前的阻力很大，多数人并不情愿，这是有原因的。第一，缺乏对医院和婚检的信任。这种信任不能靠强制取得。据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调查，婚前检查的确比较严重地存在走过场，或者只收钱不检查的现象。第二，婚检虽然是强制的、收费的，但医院并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或者可以检查出来的影响婚姻、生育的疾病，如果医院没有检查出来，或者作出错误判断，没有疾病被当成有疾病的，造成公民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医院往往以种种理由推卸责任。第三，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强制性婚检增加了经济负担。第四，强制性婚检不符合多数人结婚时的喜庆心态。
虽然应当承认婚检在减少出生缺陷，促进优生优育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且应当大力提倡自由婚检，但是也不能对婚检在减少出生缺陷、促进优生优育方面的作用估计过高和夸大。第一，目前晚育比较普遍，如果生育和结婚相隔较远，多年以前的婚检对优生优育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第二，结婚之后以及生育第二胎之前，也有可能罹患影响生育的疾病，这是婚检无能为力的。一些主张恢复强制性婚检的人士，拿出取消强制婚检后出生缺陷上升的数字作为依据，但是他们没有说明造成出生缺陷的那些疾病是在结婚前得的，还是在结婚后得的，因而没有说服力。第三，出生缺陷也有很多是孕后缺乏保健，或者分娩发生事故、意外造成的。如果把这样的出生缺陷归咎于取消强制性婚检，有推卸和转移责任之嫌。
母婴保健对于优生优育确实十分重要。但是强制性婚检并不是母婴保健、促进优生优育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把医学检查和婚姻登记捆绑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便于强制。我认为，母婴保健工作应当切实抓住重点。认真做好孕后产前医学检查和安全分娩工作，是母婴保健、促进优生优育更可取也更人性化的措施。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仍然实施强制性婚检的2003年，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75.47％；住院分娩率城市为89.9％，农村为72.6％；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产科出血、妊高症、羊水栓塞、心脏病、肝病、产褥感染；婴儿死亡率城市为11.3‰农村为28.7‰（引自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状况监测统计资料》）。这些情况说明，母婴保健工作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母婴保健工作应当大力加强。而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孕后检查和安全分娩是重中之重。与其建立免费的强制婚检制度，不如减免计划内生育的妇女孕后检查、住院分娩的费用。如果解决费用问题，经过必要的母婴保健知识普及，孕后检查和住院分娩是不需强制的。在现阶段，至少应当免除农村的家庭贫困的符合计划生育的妇女孕后检查、住院分娩的费用。农村地区孕后检查率和住院分娩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费用问题。几百元在城市可能不算什么，但对贫困的农村人口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举措。
退一步说，如果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在全国建立计划内生育的妇女免费孕后检查、住院分娩的制度，另一种选择是，建立免费的强制性孕前医学检查制度。即把医学检查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由《母婴保健法》或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或者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已婚者在领取生育指标前，夫妻双方应进行医学检查。这比强制性婚前检查更有效，而且不存在与《婚姻法》的冲突。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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