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后，秦观女儿被掳并题诗事被不少文献提及，文字内容似乎都源自《梅磵诗话》。前面曾提到的明代杨慎《升庵诗话》的附录，有“秦少游女”条：
靖康间，有女子为金虏所掠，自称秦学士女，道中题诗云：“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者凄然。曾裘父为作《秦女行》云：“妾家家世居淮海，淮海文名喧宇内。自从贬死古藤州，门户凋零三十载。可怜生长深闺里，耳濡目染知文字。亦尝强学谢娘诗，女子未嫌称博士。年长来来逢世乱，□□不堪回首看。一身漂荡逐胡兒，被驱不异犬与鸡。奔驰万里向沙漠，天长地久无还期。北风萧萧易水寒，雪花满地经燕山。千杯虏酒愁中醉，一曲琵琶泪里弹。吞声饮恨从谁诉，偶然信口题诗句。眼前有路可还乡，马上迷魂不知处。诗成吟罢更茫然，岂意汉地能流传。当时情绪亦可念，至今闻者为悲酸。忆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虏中垂一纪。暮年多幸逢阿瞒，厚币赎之归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终竟老死留穷庐。空馀诗话传凄恻，不减《胡笳十八拍》。”
《升庵诗话》“秦少游女”条没有注明来源，应是以《梅磵诗话》“秦少游女”条为本，但显然不是依据后者的原始版本。《梅磵诗话》或者其中的“秦少游女”条在流传过程中，可能被加工修改，也不免错讹遗漏。其中有一处重要修改不得不论，即把《秦女行》“郎罢声名传海内”一句改为“淮海声名传海内”。《秦女行》是秦观女儿口吻，她何以称父亲为“郎”？其实，“郎罢”不是指“郎”被罢官。古时闽一带人称父亲为“郎罢”（参见《辞源》）。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云：“闽人谓子为囝，谓父为郎罢，故顾况（唐代诗人――笔者注）有《哀囝》一篇曰：‘……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有篇《邵九娘》，也提到：“郎罢，闽人呼父也。”《秦女行》的作者曾季狸是南丰人。南丰现属江西，但紧邻福建。曾季狸诗中用秦观女儿的口吻将秦观称为“郎罢”是很自然的――这是曾季狸为《秦女行》作者的一个证据。我推测，后来的传抄者，要么不懂“郎罢”是什么，要么以为秦观女儿作为吴人用闽语称自己父亲为“郎罢”不妥，要么想让更多人特别是北方人看懂《秦女行》，就将“郎罢”改为“淮海”了。这个修改者很可能是北方人。
这带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无在《秦少游女》诗中也说“郎罢”？宋无自称“吴逸士”，其一生主要生活在江苏和北方（广平、商丘、大都等地）。但是，他在少年时代曾师从庐陵人欧阳守道，并曾与另一庐陵人邓光荐交往密切（参见李军：《逸士韵人通吏――元代诗人宋无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庐陵即现今江西吉安，而吉安距离福建也不算远。宋无他知晓并能使用一些闽语并不奇怪。但是，宋无与曾季狸都使用“郎罢”一词，是不谋而合，还是宋无受曾季狸的影响？如果是后者，当然也就意味着宋无看过曾季狸的《秦女行》。
另有《升庵诗话》版本，“秦少游女”条第二句是“有女子为民掠”，“为金虏所掠”改为“为民掠”，疑是清代刻本因避讳所改。
另外，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一：“宋靖康间，有女子为金虏所俘，自称秦学士女，道中题诗云：‘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者凄然，曾有拟作《秦女行》者，今并人文忘之，又甚凄然。”所谓“拟作《秦女行》者”，当指曾季狸，但郎瑛忘其名及其诗。
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三：“靖康间有女子为金虏所俘，自称秦学士女，道中题诗云：‘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者凄然。时有拟作《秦女行》者。”
明代田艺蘅编《诗女史》也有记述。我没有找到此书，容以后再查。
清代厉鹗编《宋诗纪事》卷八十七录“秦少游女”诗“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两句，并注“靖康间题壁，《梅磵诗话》”。
近人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靖康间，有女子为金虏所俘，自称秦学士女，道上题诗云：‘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者凄然。曾季狸作秦女行。”文后注《梅磵诗话》。
现代钱锺书《宋诗选注》在注曹勋诗时，用比较肯定的口吻提到秦观的女儿事，并引《梅磵诗话》。曹勋是北宋末南宋初人，靖康初年随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钦宗北迁，至燕山，不久奉徽宗密诏南遁。绍兴十一年至十二年两次出使金国，请还徽宗灵柩及高宗生母韦太后。锺书先生说曹勋的诗“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出使金国的诗。锺书先生选了曹勋《出入塞》两首和另外一首。曹勋《出入塞》序云：“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出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入塞》：“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出塞》：“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岂如车上缾，犹挂归去路！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锺书先生在《入塞》“妾”字下有一注云：
据诗序看来，“妾”象征一切俘虏去或者沦陷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这一体的诗当然从汉武帝时嫁给乌孙王的刘细君的思乡作歌开始，可是刘细君没有成为一个代表性人物，倒是她以后的王昭君和蔡文姬变了沦落异国的妇女的典型。晋唐以来的“昭君怨”、“明妃曲”、“胡笳十八拍”这类的诗大多免不了说王嫱、蔡琰的“玉颜”“红颜”或者“盛年”“娇小”，怎样“昔为匣中玉”，而现在跟“戎虏”在一起，过粗野的生活，“今为粪上英”。曹勋没有用这种套语；落难的全是同胞，不必去强调家世、年龄和相貌。同时人曾季狸有一首《秦女行》（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上），写秦观的女儿给金兵掳去的事；刘子翚有一首《怨女行》（《屏山全集卷十一》，设想一个给金兵掳娶的娇贵女子感伤身世；些不过像晁补之的《芳仪曲》写南唐公主流落在辽国一样（《鸡肋集》卷十），都是描写“宋板”的王嫱、蔡琰，跟曹勋的手法不同。
这里，锺书先生对曾季狸的《秦女行》似有不屑，但并非针对“秦少游女”的那两句诗。的确，曾季狸的《秦女行》洋洋洒洒，而感人的力量还不如那残句。“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质朴无华，毫无做作。无奈之情比怨恨之气更真实，更教人读之心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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