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疾病治疗和心理治疗咨询中，为了治疗和分析，医生需要了解病人从小到大的经历、性生活、人际关系等个人情况，而有些病人也愿意向医生叙说这些情况。特别是在催眠疗法和在具有精神分析学派特点的心理治疗中，这种涉及大量隐私的谈话更是必不可少。
病人或者咨询者的陈述可能透露一些与犯罪有关的信息，包括曾经犯罪的信息和企图犯罪的信息。例如：病人曾经或者正在遭受性侵犯，病人有窥阴、露阴、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病人认为自己正在遭受迫害因而要对迫害者采取伤害行动。医生应当如何看待这些信息？他们是否应当将这些信息告知警方或者其他有关方面？在病人被指控犯罪时，他们是否有义务根据其所知道的情况向警方或者法庭提供证据？
一、病人陈述内容的虚与实
精神病人和心理咨询者对医生所作的陈述，与一般病人为了治病而向医生所作的陈述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它可能是不真实的。做内容不真实的陈述，通常并不是病人理智使然，而是精神障碍所致。有幻觉症状者可能将幻听、幻视当作所闻所见。有妄想症状者可能把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当作真事来说。有病理性谎言症的人谎话连篇，以致自己都信。有遗忘症状的人，可能会用虚构、错构填补记忆的空白。当然，精神病人也会做内容真实的陈述。但是，真假往往混和在一起。要想分辨他们的陈述哪些真实，哪些不真实，是很困难的。曾经有位女士找我咨询，她说她听到邻居经常骂她，她作了她认为是必要的反应，结果她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诊断的主要根据就是她说她听到邻居经常骂她。这个她认为是事实的情况，被医生们视为幻听。其实，不论是居委会、派出所，还是医生，都没有实证地查验她是否听到邻居骂她。
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童年时期的性侵害是成年神经症的基础。他在治疗神经症病人的过程中发现，病人所回忆的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大多与性侵害有关。他们诉说他们在童年时曾经受到异性成年人的性的引诱和侵害。在总结一些病例之后，弗洛伊德断定这种童年时造成的性心理创伤是神经症的真正根源。但是后来，弗洛伊德否定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神经症病人所诉说的童年时期遭受的性侵害实际上是他们的幻想。不过后人的研究证明，弗洛伊德的最初观点并不完全错误。童年时期性侵害与成年时期的精神障碍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国外报道过这样一个病例：某女，20岁，未婚。该女之父笃信宗教，在她进入青春期后，即限制她与社会接触，特别是不让她交男朋友，要求她汇报每日的活动，使她大为不满。之后行为失常，有突然袭击其父之行为。她说其父在一年前曾迫使她与他性交，在她入睡时，觉得有手抚摸其全身和阴部，而实际并无此事。她还认为她的母亲是继母装扮成的。入医院后，发现有情感迟钝、思维障碍和幻听，自知力缺乏。药物治疗九天后幻觉消失，自知力有所改善，但仍坚持认为其父对她有性行为，其母并非其亲母。治疗三周后，症状消失，完全否认其父对她有性行为，也不怀疑其母身份的真实性。
把假当真的医生也确实存在。他们听了病人的陈述，信以为真，于是就向警方报告，结果给人带来麻烦或者导致冤假错案。更有甚者，有些医生水平不高，容易先入为主，有时也会不当地诱导本来就心智恍惚的病人顺其思路编造故事。在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件事：17岁的少女唐娜曾因吃饭不规律而住过两次医院，并曾看过11位心理医生。她遇到的第12个心理医生梅尔斯，是个治疗儿童虐待心理问题的专家。这个医生发现唐娜的人格分裂了，有多达65种人格。因此，唐娜被收入精神病院。住院期间，唐娜不能与家人接触，并经常接受催眠治疗。在治疗18个月后，医生认为，唐娜的一些“人格”声称她曾被她的父亲奸淫和虐待过。梅尔斯医生将这一情况向警方报告。警方逮捕了她的父亲。在法庭上，唐娜绘声绘色地陈述，指控自己的父亲对她实施性虐待。但是，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父亲有那样的罪行。唐娜小时候的周记也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或者暗示。出庭的其他精神病专家指出，对于某个已经接受过11个心理专家治疗的人，被第12个心理专家挖出一段严重的性虐待的记忆，是很不可能的。他们认为唐娜的记忆是假想的产物。最后，陪审团判定唐娜的父亲无罪。同时，陪审团认为唐娜的指控不构成诬告陷害。后来，唐娜自己也认为，她的记忆是“被人灌输”的。她再也不相信所谓“恢复的记忆”。唐娜的父亲为给女儿治病花费了20万美金，为了打官司又用去10万美金。他对那些给女儿治病的心理医生表示愤怒。他说，那些医生从来没有听他们家庭一方的陈述。在美国，还有心理医生因为让病人恢复所谓“被压抑的记忆”而成为被告并向病人及其家属支付巨额赔偿。居住在匹兹堡的一位女士，被心理医生告知，她在少女时代曾生下三个孩子，并且在一家拥挤的餐馆里被人强奸过。医生还鼓励她勇敢地承认她父亲曾对她进行过性骚扰的“事实”。而实际上，这些事情纯系子虚乌有。当地法院责令那位心理医生及其所在医院向该女士及其父母赔偿27万美元的精神和名誉损失费。人们指出，许多好端端的家庭都葬送在心理医生手里。
但是另一方面，对病人的话也不能掉以轻心。有的病人在犯罪之前有可能把犯罪的想法说给医生听。例如，对病人的被害妄想当然不能当真，但是，对于病人所透露的在被害妄想基础上形成的杀人想法――他要反抗迫害，却一定要认真对待，因为他们很可能会付诸行动。如果不能采取措施给予制止，那就成了马尔克斯所说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了。
（2004年6月13日首发于思想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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